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对房地产的利益介入太深。专门研究财税问题的胡怡建表示,房地产收入留存于地方的比例非常高,房地产交易中的营业税、契税,以及土地增值税、出让金以及大量行政性收费的绝大部分都归于地方政府,“房价问题在中央更多是民生问题,而在地方则首先是个经济问题”。这也就不难理解地方政府在调控上的“暧昧态度”。举个例子说,国务院有关调控措施已经出台之际,仍有一些地方在继续实施“补贴买房”之类的托市政策。此次,面对不断加码的调控政策,又有开发商在放话:“我们和政府一起熬,看谁先挺不住!”银行方面,获取存贷款利差仍是国内银行盈利的主要模式,收益稳定、坏账率相对较低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成了各银行争夺的优质产品。
其二,保障房建设“欠账”太多,市场结构短期内难以优化。最近几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尤其是2007年的《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下发后,更是强化了各方对保障的预期。但同时,在目前的财税体系下,一些地方政府对建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性不高,能力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实。保障性住房、政策性住房这一供应层的薄弱乃至缺失,迫使大量收入中低人群被迫加入购买高价商品房的行列,“被动性刚性需求”使他们沦为痛苦的房奴,也加剧了新增房源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一些本该用于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却变质为一些炒房族的食利工具。市场和保障相混杂,经济和民生难兼顾,保障房的严重缺失使得一些调控措施“收”和“放”之间左右为难,效果打折可想而知。
其三,房地产对宏观经济的“深度关联”使地方调控投鼠忌器。一些房地产大佬“吃定”房价上涨的一个理由,就是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大背景下,房地产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度之广、对GDP增长贡献之大、对就业和税收等带动之大,尚无其他产业可以取而代之。近十多年来,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宏观经济危机过程中,房地产业均功不可没。也恰是每一次“临危受命”,加深了房地产业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关联乃至“绑架”,所谓的“房地产路径依赖”也一次次得到强化。时至今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刺激经济的政策尚难退出;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而言,结构转型压力巨大,新的经济增长点又难成气候,这也是楼市调控必须面对的现实。
从最新经济数据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回升向好且基础在不断巩固,但欧美等国在主权债务、货币政策等方面的新动向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国际热钱在人民币升值、银行加息预期下觊觎国内楼市,均考验着房地产“保”与“压”分寸的把握。长期来看,基于房地产与整个宏观经济的“深度关联”,其泡沫还得一点一点挤,而不能一下子全部刺破。对此,地方政府应有所预判,比如房价下跌一定幅度,对地方的土地出让、房地产税费收入以及对钢铁、水泥、建筑、商贸以及就业、社会稳定等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以此来把握调控的力度和节奏,以规避对经济运行的风险并稳步释放“经济动力”。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