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第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以非限定主义为一种趋势，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 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第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古代中世纪法中，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夫妻别体主义模式，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
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第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一) 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二) 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
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并且还不是那么富裕，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都还不足以支撑大量的单亲家庭的出现,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和夫妻的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而不仅是财产--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就离婚的夫妻双方而言，实际上是她当年的保险投资被剥夺了，那么离婚就实际是对每一个妻子的一种无情的掠夺。而另一方面，这种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来享用，坐收渔利。这些因素往往对离婚妇女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调控手段，恰到好处地在保障受害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保障了“离婚自由”的实现。第四、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都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二、END
重婚是指已结婚男女又与他人结婚或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的行为，它是以一种公开化的夫妻形式对原有的合法性的婚姻关系的叠加。重婚既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挑战与否定，也是对自身已有婚姻的挑战与否定。因此，无过错方因重婚者重婚行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时，法院依法对其进行救助与支持是必然的，这也是维护弱者合法权益之要求，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的一面，重婚行为一样也存在着复杂的情形。
重婚者之所以采取公开化的重婚方式，其原因无外有下列两种：1、原配偶(无过错方)不愿意与其离婚，第三者强烈要求组成家庭，有过错方愿意或坚持与第三者组成家庭。2、原配偶因年纪大没有子女或没有儿子，为了传宗接代，允许甚至帮助过错方实施重婚行为。对于上述这两种重婚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无过错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请时，应当区别对待。
对第一种因重婚行为提起离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因导致离婚的责任完全在于过错方，因此不论是在物质损害赔偿还是精神损害赔偿方面都应当给予无过错方充分的救济与支持。但究竟确定多少损害赔偿额才合理，才符合错责一致的原则﹖笔者认为，确定其精神损害赔偿额首先，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总额作为参考系数，并根据上述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原则来确定赔偿额的份额或比例才能恰当与公平。
其次，如果夫妻共有财产如金钱等不足于赔偿无过错方损失或者其共有财产分割时，过错方所分得的财产如房屋等无法通过折价或抵偿的方式赔偿对方损失的，则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来确定其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再次，物质损害赔偿额在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时应优先考虑和照顾，并根据无过错方所受的损害程度、过错方的主观过错责任之大小及其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其在夫妻共有财产中的份额或比例。同时，今后生存的需要也应给予过错方一定的共有财产。
另外，以夫妻共有财产总额作为损害赔偿系数并优先确定物质损害赔偿额，既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第10条即根据侵权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精神，又符合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并便于法院的执行及无过错方权利之实现，使过错方和无过错方都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对各个婚姻家庭产生制约及规范性影响。当然，如果过错方给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是巨大，其所分得的共有财产无法再赔偿其损失，则另行确定其赔偿额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因第二种重婚行为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因无过错方在重婚者实施重婚行为开始时是给予支持的，感情伤害不明显、不剧烈，因此，在精神损害赔偿额方面可酌情减少，但可在物质损害赔偿额方面给予一定的照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