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个又一个的房叔房姐房嫂通过网络被曝光后，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传统的反腐比如通过纪委或者党内监督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当一个干部被举报后，纪委在获得线索后，会开展调查以获得证据；然后调查需要时间，而就在这调查的时间内，被调查对象会通过各种方式阻碍调查，或者掩盖事实，或者寻找靠山进行斡旋，或者直接公关纪委等等。因为被曝光的往往是直接的证据，鉴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纪委或者上级机关很难不开展调查，给气头上的网友一个交代，可以说网络成了反腐的重要利器或者渠道。依靠网络曝光来反腐可以是纪委的尴尬以及反腐的讽刺，说到底仍然是监督的不开放。权力的使用过程都应该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记得毛主席当年说过：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放开监督并且建立监督的市场化机制、运用严格的法律及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是防范腐败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二，当出现群体突发事件时，利益的受损者往往通过各种法律赋予的制度化渠道比如协商、谈判、仲裁、司法渠道去维护或者说伸张自己的权益，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制度化的渠道并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地位的严重不对称，资本方不与利益受损群体接触，仲裁司法渠道也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司法不是独立的，当地的执政者为了自己的政绩往往与资本方站在一起。制度化的渠道没有办法解决，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渠道比如上访、游行示威、甚至严重的打砸等去解决。突发事件频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的过分集中，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做出很多对地方老百姓不负责任的事情，而这个过程又缺乏市场化的监督，所以一起又一起的窝案就不奇怪了。
第三，权力集中导致权力资本化。在一次授课中，我问现场的企业家：没有行贿过的请举手，现场没有一个企业家举手。之所以不举手，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不行贿是很难通过项目审批的。权力太集中了，决定一个项目能否审核通过，往往不是这个项目的好坏，而是项目的审批者自身的心情以及有没有获得利益的可能。这就迫使创业者想方设法去讨好项目审批者、了解项目审批者的喜好、个性、特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关活动。决定一个项目通过的不是制度不是规定，而是隐藏在制度规定背后的潜规则。正是这些潜规则导致企业家的精力分散，正是这些潜规则导致中国出不了乔布斯那样的人物。有个企业家说：中国目前的环境就是逼良为娼，好人变为坏人。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注释。企业家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后，也会想方设法地靠近权力。因为无数案例表明，没有权力的庇护，没有权力的支撑，企业家是没有安全感的，再多的财富也会消失。而这有又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比如权力资本化、财富的过分集中、创业的环境更加恶化、创新的动力逐渐衰退等等。
第四，缺乏监督、没有道德感的官员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为所欲为，骄阳跋扈；大肆消费，奢侈品成堆；生活作风腐化，二奶小三成群。很多官员甚至以此为傲，与同行进行比较，你玩五个我得玩十个，你拿五十万我得拿一百万，就在这比较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以及一个官员该有的本分。比这个更为严重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应做好表率，其行为对于社会的风气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当管理者不能约束好自己的时候，能管理好这个社会吗？官员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导致大众心理的严重失衡，由此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抽象愤怒”，这对社会的治理及维稳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第五，权力的集中导致社会发展的不成熟。现在政府面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发展的不成熟。权力管的太多，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严重滞后，比如社会公益组织等等。政府应该从众多的领域退出而将精力放在国防、司法、安全系统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上，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做整个社会的管家，应做社会的啄木鸟，专找社会害虫吃，使社会不受伤害，其他领域应充分放开，这是最好的治国状态。正所谓“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